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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隆星空|《民法典》时代债权让与规范的创新与发展

引言:债权转让以依法自由转让为原则,以限制或禁止转让为例外,没有特别约定或法律禁止的情形,债权转让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基于债之权利的意定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79条中规定了例外情形,其中第二项规定,“(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即在当事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以下简称禁止特约)的情形下,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其债权转让行为无效,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其体现了债权让与规范在债法体系中的特殊性,即在存在非公示性的禁止特约下,产生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由此可见,《合同法》规制下的债权让与规范具有一定的物权特性(对世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民法典》实施后《合同法》随之废止,《民法典》在债权让与规范中引入了对抗性规则。其在第545条第二款中规定,“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同时,《民法典》在债权让与规范中将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采取了区分处理的方式。其实质是在实体法上打破了禁止特约的限制,即打破了原债权让与规范中所具有的物权性。




《合同法》背景下司法实践的突破


《合同法》第79条的规范对禁止债权让与约定的效力持完全认可的态度,且未对该等约定未施加任何限制。但是在实践中,或出于对个案公平价值的追求,或出于对市场交易稳定性的维护,在一些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合同法》79条禁止特约的有限突破。


1

“禁止特约”的效力为债权效力,否定其物权性


此种做法同《民法典》规定的新的债权让与规范相一致。但因为没有实体法上的支持,这种处置方式在《民法典》前时代的司法实践中是极少数的,一些时候甚至和实体法上的规范相悖。因此,法院也仅仅是采用说理的方式,在具体个案中为了维护法正义和不违背公平价值,其依据法学理论来在修正《合同法》79条禁止特约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禁止特约,仅对当事人发生债权效力,不具有对世性即物权性,违反该约定的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此种禁止特约不具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2

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物权领域的善意取得规则


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禁止特约的情况,对特定类型债权的取得适用物权领域中的善意取得规则,受让人能够取得此债权。例如债权质押,司法实务中法院会对受让人是否知晓原合同中的禁止特约条款进行考察,采用物权领域中“善意”标准的认定规则来决定受让人是否能够据此取得禁止特约条款下的债权。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有论述,“实践中,如果保理商明知基础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但仍然受让债权的,应当注意:一方面,前述约定并不当然影响保理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保理商以保理合同为依据向基础合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并不能以此约束债务人,债务人仍可以此抗辩。”其规定表明,即使保理合同有效,亦不能约束债务人。在两高工作文件中特别指出“非善意”情况下的债务人的抗辩,私以为其遵循的是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原则:一是基于存在的禁止特约,保理商对债权质权的不当然取得;二是即使存在禁止特约并不影响债权效力(合同效力)。




《民法典》对债权让与规范的创新与发展


《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民法典》第545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依据《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存在禁止特约的情形下,债权人转让其债权的,其行为无效,在司法实务中不发生对债务人的效力。

然而,《民法典》545条新增的第二款引入对抗性规制,打破了《合同法》第79条关于禁止特约的限制,其针对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采取了区分原则:

针对金钱债权,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表明即使对金钱债权有禁止特约的,其转让行为依旧有效。在此种情形下,违反约定的债权人仅仅需要承担的是违反此项约定的违约责任,而不会影响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

针对非金钱债权,约定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种规定采取的应是物权领域中的“善意取得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非金钱债权在债权让与规范中的物权性。在非金钱债权的让与存在禁止特约的情形下,若第三人为善意则产生两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善意第三人因其善意而取得此项债权;二是违反此项约定的债权人要承担因违反禁止特约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当然若第三人非善意,当然不能据此取得前项禁止特约的非金钱债权。

《民法典》对债权让与规范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在于引入对抗性规制,改变了原债权让与规范中一刀切的做法;其次在于对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采取了区分原则,解决了实务中的困境;最后,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民法典》对债权让与规范的创新与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债权让与规范创新与发展的理论背景


《合同法》第79条规定的债权让与规范,一方面体现的是民事自治原则和诚信原则,强调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侧重保护债务人利益,使债务人免受双重给付的风险,防止增加债务人的履约成本。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法典》依据社会进步的现实和法学理论的发展,对债权让与规则进行重大调整是必要的。


1

债权流动自由带来的社会效益已超过对债务人的保护利益


《合同法》第79条(二)项的规定旨在保护债务人利益,避免因债权自由转让使得债务人的履约成本增加,或承担双重给付风险。但是,随着市场交易方式的创新与发展,在价值选择上,债权自由流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已经大于对债务人的保护利益。

同时,债权人让与债权所增加的履约成本法律规定将由让与人承担(《民法典》第550条),而双重给付风险也可通过“债权转让债权人的通知义务”(《民法典》第546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避免。因此,《民法典》规定的新的债权让与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可能存在债务人利益受损的情形进行了防范。


2

新型交易模式的发展需要债权可以自由处分和让与


债权作为一项财产性权利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挥一种融资工具的作用,其作为融资工具有助于改善融资环境,增强市场参与者的现金流,从而有助于其竞争力的增加。

例如,《民法典》新增的典型合同之一保理合同,保理业务建立的基础是应收账款债权能够得以自由转让,若允许当事人之间无公示效力的禁止特约限制应收账款债权的自由流动,则保理业务将难以开展。《合同法》79条下,保理商无法对债务人主张债权,这严重制约着保理行业的发展和有效市场秩序规范的形成。因此,面对新型交易模式的发展,《民法典》对债权让与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是必要的。


3

现行法存在价值冲突


随着担保制度的发展,债权特别是应收账款债权在市场交易习惯中已经长期被认作为质押标的,而在民事领域习惯一直以来都是民法的渊源,《民法典》第10条对此在实体法领域进行了确认。因此,在债权作质押标的的时候,善意第三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规则(106条第二款)取得此质押债权。但是,根据现行《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的规定,受让人却无法通过善意获得被转让的债权,这使得债权转让和债权质押两种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冲突。《民法典》实施后《物权法》、《合同法》随之废止,《民法典》实施后前述价值冲突将在实体法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结语及建议


综上,立法者在规制保护债务人利益的前提下,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对债权让与规范进行了创新与发展,要肯定的是此种创新发展适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此种规范下要注意对债务人的保护,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在《民法典》时代债务人权益保护:一、债务人要注意债权转让的通知规则,确保自身可及时获取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避免双重给付之风险;二、可考虑在与债权人的债权债务中,针对禁止特约对债权人设置较高的违约金等,增加债权人违反禁止特约的成本。三、债务人要注意留存变更给付对象而造成的费用增加的相应证据,以便可得就该部分费用进行抵扣或另行主张。



文章作者:康伟伟律师

康伟伟,男,汉族,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兰州大学法律硕士,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完备的法律知识储备。主要服务领域: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劳动争议等民商事诉讼、仲裁业务;各类合同审查及公司破产清算及重整等非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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